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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位于長城腳下的延慶八達嶺烈士陵園（4月1日攝，無人機照片）。新華社記者王君璐攝
呂偉一直覺得，古人將墓祭定在清明時節(jié)，是有用意的——楊柳返青，杏花開滿山坡，卻常伴煙雨濛濛。在呂偉眼里，此時的平北群山，最美麗，也最凄清。
作為北京市延慶區(qū)退役軍人事務局“尋找烈士志愿服務隊”的成員，每年清明，是他和隊友們最忙碌的時候。延慶所轄大大小小25處英烈紀念地，他們都要祭掃一遍。對他們來說，祭掃的是先輩，也是親人。
翻過一道道山梁，爬過一道道土坡……找到密林與草叢間的一座座石碑或土墳。隊員們蹭掉滿腳的泥濘，走上前去，除草、擦拭，把鮮花擺放在墓前。
“面對先烈，應該有許多話要說。但好像，說啥都是蒼白的?！闭驹谝蛔鶋瀴L前，呂偉他們更多的是沉默，然后，是深鞠一躬。
延慶扼守交通要道，戰(zhàn)略位置重要?？箲?zhàn)時期，延慶所在的平北抗日根據(jù)地被稱作“插入敵人胸腹的一把鋼刀”，斗爭分外慘烈。據(jù)相關史料，平北軍民對日作戰(zhàn)共殲敵2.3萬人，收復失地5萬平方公里。干部、戰(zhàn)士、群眾共約14000人付出生命代價。主力部隊指戰(zhàn)員犧牲4000多人，平均年齡22.5歲。
犧牲又何止于抗戰(zhàn)。到解放戰(zhàn)爭，再到新中國建設時期，無數(shù)英烈將鮮血與生命留在了這片沃土。
“年紀最小的烈士，犧牲時只有13歲?！狈贞犼爢T蔣建科至今記得自己第一次翻看英烈名錄時所受到的那種震撼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這種震撼的余波并未消散，反而愈加強烈。
幾年前，延慶啟動了零散烈士墓搶救性保護工作和烈士英名錄梳理工作，散落在溝壑山間的近300座烈士墓得到搶救性保護修繕和集中遷葬，數(shù)百位埋骨荒野的烈士得到核實與確認。作為其中的主力，這些年來，“尋找烈士志愿服務隊”名稱有改動，成員有增減，但“為烈士正名，送烈士回家”的信念卻從未動搖。
每當收到一條烈士遺跡線索，他們都“當作最重要的事”。散落烈士墓與烈士遺骨多數(shù)在深山里、道坎間，往往需要翻山爬坡、披荊斬棘，然而，“路再遠，也必須去，立刻就去”。
查找史志、名錄、文獻資料，再找當事人、知情者多方核對，一人的證詞不夠，還要多人同證……有時，烈士的后人也會不理解：你們?yōu)樯哆@么較真？不信嗎？
“只要跟英烈有關，就必須做扎實，必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?！笔Y建科說，“這樣做，是對這項工作的負責，更是對烈士的負責?！?/span>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故人相繼離世，知情者越來越稀少，這項工作也越發(fā)急迫。如果說，剛剛接過這項任務時，主要是“覺得光榮”，而到現(xiàn)在，隊員們更多感到的是“沉甸甸的責任”。
“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。”蔣建科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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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位于北京市延慶區(qū)龍慶峽的平北抗日烈士紀念園，“尋找烈士志愿服務隊”的隊員向烈士紀念碑鞠躬（4月1日攝）?！ ⌒氯A社記者王君璐攝
在延慶八達嶺烈士陵園，有一面烈士紀念墻——經過服務隊隊員的發(fā)掘與核證，延慶籍與在延慶犧牲的烈士由1618位擴充到如今的2168位。2168個金色的名字，鐫刻在山頂一面長6米、高3米的大理石墻壁上。
清明時節(jié)，65歲的崔祥來到烈士紀念墻前，久久站立。
“我來找我的二爺（二伯）。”老人睜大眼睛，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名字間仔細尋找，“還沒找著呢……”
二伯名叫崔寶山，犧牲那年，只有19歲。嚴酷的斗爭環(huán)境下，家人直到新中國成立后，才敢將寶山的遺骨遷回，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。
“我奶見天哭，我爸見天念叨。”崔祥回憶，“說他孤零零埋在那，連個烈士名號都沒有。說他那么年輕就走了……什么……都沒留下……”老人忽然劇烈地抽噎起來，大顆的淚水涌出眼眶。
經多方查找核實，終于，崔寶山被確認為革命烈士。不久前，崔祥家接到延慶退役軍人事務局的通知，政府將出資為寶山的墳塋修筑一塊烈士墓碑。
“崔寶山”三字，也即將被鐫刻到烈士紀念墻上。
“對我們來說，這不僅僅是一個個名字?！狈贞犼爢T閆文杰說，在隊員們眼中，那都是一張張曾經鮮活的笑臉、一個個充滿血性的靈魂。
八達嶺烈士陵園，是服務隊“烈士祭掃全覆蓋”的最后一站，也是延慶烈士紀念地中最大的一處。
許多墓碑上，只有一個名字，這個名字下面，生平、籍貫等一片空白。更多的墓碑上，連姓名都沒有，只有“烈士之墓”四字——陵園安葬烈士584位，其中有名烈士183位，無名烈士401位。
近代以來，我國約有2000萬烈士為了民族獨立、國家解放、人民幸福而英勇犧牲，而能夠留下姓名的，不足200萬人。
“真正的勇士，往往默默無聞?！痹趨蝹パ壑?，空白的墓碑，是更加震撼的銘刻。
“我們后人能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忘記你們。”歸途中，看著車窗外滿山繁花，呂偉在心里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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